两会地图首次公开亮相 8张图＂解密＂新河南

具体来说：其一，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央保持了对征地拆迁冲突的高压问责态势，二是征地拆迁给了农民足够补偿，当前征地拆迁中的冲突带有很强博利性质而非侵犯了农民基本权利，三是现行土地制度为征地拆迁提供了合法性。无论是修建公共设施还是建开发区，征收农民土地都会遇到极大障碍，拆迁往往花费极大，珠三角三旧改造花费资金极多，收效却很少。

正是经历两次革命所形成的中国土地公有制，才使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没有形成土地食利阶级，中国土地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使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到良性循环中。而给了好处，其他农户又会不满，尤其是暗中给予好处的做法一旦传开，会让其他被征地拆迁农户产生不公平感，这往往是造成征地拆迁冲突与上访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但是，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征地拆迁中发生的冲突，往往不是维权性质的，而是博利性质的。在中央强有力的政策压力下面，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手段变得相对智慧与温和，征地补偿大幅度提高。而之所以要缩小征地范围，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征地冲突。

而实际上，这样一来，可能不仅不会减少征地冲突，而且会极大地加剧征地冲突。按城市建设用地每亩百万计算，农民每户可能获得上千万元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成为食利者。此要求我们可从2016年7月14日通过的《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稿之间的条款变化中窥见端倪。

以上文件虽未明言辅助性原则，但其表述与该原则的内涵不谋而合。考虑到平台公司有着大数据技术支撑，充分掌握供给方信息，有着规制的先天优势，因而主要的规则的执行与落实职责交由平台更适宜，政府处于辅助地位。因此，在分享经济的规制中，为保障声誉评价机制的有效性，政府实施的规制措施必须适度。因此，为了既能对此类分享经济有效规制，又不阻碍产业创新，在政府规制与市场自我调节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可在辅助性原则指导下，以利益衡量为手段，区别对待平台企业、供给方等法律主体，构建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的规制责任分配体系：以平台企业为平衡点，将市场能够自我规制的，放权给市场，即主要由平台企业监管供给方，政府起到辅助作用，只有当规制责任超出平台能力时，才由政府介入监管供给方。

下级政府不能独立承担时，由上级政府提供辅助。《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或者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18] [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因此，上文运用辅助性原则，以利益衡量为方法论，针对不同的分享经济模式提出了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供给方、消除负外部性等类型化、中观层面的规制策略，更多的是尝试构建一个目的正当、手段合比例的分享经济规制框架。这种自我规制在平台类分享经济模式下格外有效，因为该模式下的供给方通常是个人，如果供给方不对平台或第三人的投诉作出及时回应，将会影响其分享财产及获得收益。最后，规制的原则和规则均需随着国家、社会情势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就当下国情而言，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领域的适用符合时宜

不容否认，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要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规章制定机关进行上述沟通、协调工作，存在极大的难度。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宪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15]两者的界限在于，在需要对某个行为作出法规范上的判断时，采用法律适用优先原则。在解决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必须确定合宪性审查机关。

宪法、立法法进一步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虽为常设机关，但其宪法权力达到22项之多，是我国实际行使国家立法权和对国家生活中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的机关，且其委员人数众多，事实上也无法进行具体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接受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的主体提请的审查建议之后，移送其他审查机关进行审查。

另外，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建议对司法解释进行审查有1116件。[17] 因此，在需要依据法规范对某项行为作出判断时，应当遵循法律适用优先、穷尽法律适用原则，即对某项行为先进行合法性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的过滤机制。

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明确其性质和地位为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专门委员会，五套审备案审查主体在审查过程中，如果遇到这些法律文件中存在是否合宪的疑义时，可以移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由其统一进行合宪性审查。违宪的主体通常仅限于公权力的行使机关和个人，因此，违宪的制裁仅仅针对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接受后，本着法律适用优先原则、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先进行合法性审查。五、能够有效统一审查体系和审查标准 依据宪法、立法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等的规定，我国目前实际上存在关于法律文件的五套备案审查体系：（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日常性的立法机关。文章来源：《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

（4）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党委对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媒体关心，说你们有没有公开撤销的案例？应该说目前还没有。

立法法第75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19] 姚国建著：《违宪责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388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主要职责是：（1）受委员长会议委托，拟订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草案。依据公权力的公定力原理，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以后，虽然这些法律文件存在合宪与违宪两种可能性，但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这些法律文件的权威性，在合宪性审查机关作出撤销该法律文件决定之前，该法律文件被推定为合宪。

对提请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提供有关资料，提出修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告诉记者，通过函询、约谈、督促等方式，法规制定机关如果还不能纠正的，法工委将按照立法法规定使出‘杀手锏，启动撤销程序。依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7条的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在这一制度背景下，由体制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审查其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备案审查工作只有实现有备、有审、有纠、有撤，才能真正树立起作为宪法监督制度的应有权威，也才能真正实现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与其他法律文件相比较，法律违反宪法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违法与合法中的法并不包括宪法。宪法制裁主要有三种情况：（１）合宪性审查机关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通常的制裁形式是撤销、废除、改变、确认无效、不予批准和拒绝适用。

[3]王哲著：《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９～４７０页。即如果存在法律时先适用法律进行判断，在没有法律或者适用法律仍然不能作出判断时，才需要适用宪法作出判断。

[9] 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1页。[23]按照这一基本逻辑，只有全国人大才具有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合宪性的资格。目前，全国人大已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等10个专门委员会。如果认为已经超出合法性范畴，而可能存在合宪性嫌疑时，由其提请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

[8] 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580、581、588、596、600页。[5]德国式和法国式特设机关审查制下，由作为特设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集中式审查、抽象原则审查或者预防性审查、对于违宪的法律有权予以撤销等特征，也是决定于特设机关的性质和地位。

[12]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包括学术界认为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个空白，我们过去形容备案审查就像鸭子凫水一样，表面看起来很平静，但脚掌在下面一直工作，被社会称为‘鸭子理论。即由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与本委员会职能相关的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

二是地位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协助机构的宪法委员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